电视剧《兄弟门》的末世情怀

在电视剧普遍追求娱乐性的当下,电视剧《兄弟门》以袁世凯复辟到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一段历史为背景,描写了荣家三兄弟的家族情仇和恩怨纠葛,以及他们面对时代变迁做出的不同选择,表现了特殊时代中个体的人生悲剧,体现了浓浓的末世情怀。
关键词末世情怀,价值观,人性
[中图分类号]I23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8-0115-01
电视剧《兄弟门》以清末民初时同盟会成员荣仲华被人出卖,招致荣家惨遭灭门而引发的一系列与之有关的传奇故事为开端,描写风云突变的时代下,荣家三兄弟之间交织的爱恨情仇,以及他们面临着国恨与家仇时的选择,亲情与爱情之间的矛盾,以三兄弟的命运浓缩了中国从袁世凯复辟到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一段壮阔的历史,表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时代洪流时的弱小和无奈。可以说,《兄弟门》是一部着重于人性的塑造与挖掘的电视剧,是一部极具末世情怀且充满人性拷问的内涵剧。
倒置的价值观
首先体现出本剧末世情怀的,是其对人物的设置以及人物所体现的价值观。剧中,大哥荣达彪是坚持信仰者的代表,三弟华小文是理想主义的化身,老二金山的价值观则是趋利避害的。《兄弟门》并没有选择荣达彪或华小文这样纯正面的人物作为主角色,而是以金山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作为全剧主角,这样的设置符合本剧所表现的特殊时代。
金山是三兄弟中命运最曲折的,这也造就了他特殊的性格,他行事没有严格的道德标准,唯一目标就是“生存”,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存可以不惜一切。随着剧情的推进,荣达彪在坚持信仰的道路上不断地遭受挫折,当他反思自己的信仰并试图重新做出选择时,却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了牺牲品;华小文从坚决反对二哥金山的处事方式,试图践行自己相信的法律途径,到最后无奈地说出“我们斗不过他”,他的理想主义终被彻底毁灭。目睹这些变化的观众感受到的是荣达彪的信仰与华小文的理想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而金山的行为方式才是符合时代的本能选择,这种价值观的倒置深刻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人性悲剧。
与这种倒置的价值观相呼应,剧中最具魅力的角色自然而然的是性格复杂的金山,在努力生存的强大念头之下,他在困难中一步步挣扎,几乎每走一步就暴露出不同的人性本质,有时善良、有时丑陋、有时残忍、有时温情……当然,倘若本剧停留在对金山个人魅力的渲染,则又未免流于肤浅。尽管金山为了兄弟和自己的生存不惜忍受屈辱,甚至不择手段,但是换来的却是亲眼目睹大哥被杀和自己身体的残疾,当他看清了这一切,最终选择与仇人同归于尽时,我们看到的是三兄弟身处末世的必然命运,这就使得本剧的悲剧性更加深刻,甚而产生了浓浓的宿命感。
失落的情感
情感的表现一向是电视剧的重点,然而时值末世,身如浮萍,情感也就注定了失落的悲剧。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被看重的,也是《兄弟门》着力刻画的情感元素,然而这一人之根本的情感在末世中却遭受重重困境。
首先,全剧围绕着荣家三兄弟的亲情展开。因袁世凯的迫害,荣家遭受灭门之灾,三兄弟幸存下来却各自流落进了不同的命运。在日占时期的上海,三人几经波折终于相认,然而未及享受亲情,就因立场不同兄弟反目金山被日本人胁迫成为商会会长,作为锄奸队队长的荣达彪则不得不把他作为暗杀的对象;金山的左右逢源更是与满身理想主义的华小文格格不入,兄弟间的矛盾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直到最后,历经磨难的三兄弟终于达成了谅解,却已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命运的轮回——早在他们童年时就已注定的家族悲剧。
其次,对刘仁轩、刘安妮父女亲情矛盾的表现同样是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末世中人生际遇的体现。刘仁轩虽身为汉奸对女儿却爱的深沉,然而刘安妮作为进步青年,对她的汉奸父亲是必然唾弃的。但是,当金山逼迫刘安妮亲手杀死父亲时,她的痛苦依然表现出了巨大的亲情本能,最终刘仁轩的死解脱了女儿的痛苦,也成为末世亲情之苦痛的精彩注脚。
不容于末世的,不仅是亲情,还有爱情。剧中设置了三对恋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爱情悲剧。荣达彪与美智子是民族矛盾的悲剧,华小文与刘安妮是家族仇恨的悲剧。虽然从表面看金山与齐小童之间没有这些难以跨越的阻碍,金山为了爱情更是不惜一切,这些本足以为两人的爱情铺就一条坦途。然而,婚后不久金山为兄弟复仇牺牲生命,只留下齐小童带着他的儿子金宝流落他乡,这样的命运就使两人的爱情更深地透露出时代的无奈。三种爱情悲剧,融合了那个纷繁复杂时代的种种变迁和矛盾,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末世人多舛的命运。
扭曲的人性
正如前面所析,剧中既有荣达彪和华小文这样信仰的受挫者,也有刘安妮这样理想的践行者,然而本剧重点刻画的却是那些被扭曲的人性。
这种扭曲的人性首先表现在男主角金山的身上,三弟小文如是评价金山他对金钱和爱情都有一种近乎扭曲的追求。所以,为了得到齐小童,他不惜使出卑鄙的手段,逼迫小童走投无路。而最能体现金山人性扭曲的则是他对刘仁轩的复仇,为了报仇他勾引刘仁轩的妻子、不惜伤害弟媳刘安妮,甚至逼迫安妮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这种人性上的扭曲,最终伤害了自己最亲的人——小文和安妮的爱情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毁在了金山的手上。最终仇人得到报应,亲人却也是遍体鳞伤。
如果说金山的扭曲是他曲折的身世和特殊的人生经历造成的话,作为三兄弟对立面的刘仁轩与何爷,则是人性之恶的代表。刘仁轩的汉奸嘴脸、何爷的仗势欺人都是人性中“恶”的本质的集中体现,而《兄弟门》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对他们的恶的表现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恶,而是将其化为了时代的缩影。刘仁轩先后依附于袁世凯和日本人成为刽子手,而何爷则是国民党政府专制体制下弄权者和腐败的代表。这是两个被时代扭曲的恶人,三兄弟与两人的对手戏成为本剧戏剧矛盾的推动力。然而,即使是何爷和刘仁轩,他们的行为也都透露着无奈。刘仁轩在妻女被胁迫下出卖兄弟,何爷受到中统和军统的双重敲诈。他们不是传统戏剧中天生的大奸大恶,而是被时代洪流裹狭着逐渐陷入了恶的漩涡。
当金山和小文最终与何爷同归于尽,这曲末世挽歌终成绝响。荣达彪的信仰、小文的理想主义、金山的趋利避害与何爷的奸佞,最终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殉葬品。不管是洁身自好还是随波逐流,不管是趋炎附势还是委曲求全,最终只能随着末世的衰落一同毁灭,这种无人幸免的局面,也正是末世乱象中作为个体的人性悲剧。但是,电视剧并未以这种彻骨的绝望结束,当小童带着金宝在船头祭祀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三兄弟以生命为代价摧毁的旧秩序中已然孕育了新秩序的萌芽,这多少为观众保留了一丝亮色。
《兄弟门》无疑是大胆的,在当前电视剧普遍追求娱乐性的背景下,敢于表现残酷时代的悲情故事,这必然承受商业上的风险。然而,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兄弟门》正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末世悲剧,它指向的是个体在特殊时代中的无可奈何,有着浓厚的宿命的意味。因为身处末世,悲剧是早已注定的,所以《兄弟门》中那些兄弟亲情、儿女情长、痛苦挣扎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的本质就在于它必然走向毁灭的宿命,这种无可挽回的命运以及个体在其中的无能为力正是《兄弟门》所传达的末世情怀。